从骑着自行车去邮局寄稿子，到３０年推出１００余部作品，到多次获得国内国际重要文学奖项，多年来，贾平凹因小说成就大名声，也因小说遭受大毁誉，但无疑已成为“一字千金”的文坛领军人物。
谈亲情：一等人忠臣孝子，两件事读书耕田
“作为父母，我们向两个孩子说三句话。第一句，是一副老对联：一等人忠臣孝子，两件事读书耕田。做对国家有用的人，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。好读书能受用一生，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。第二句话，仍是一句老话：‘浴不必江海，要之去垢；马不必骐骥，要之善走。’做普通人，干正经事，可以爱小零钱，但必须有大胸怀。第三句话，还是老话：‘心系一处’。在往后的岁月里，要创造、培养、磨合、建设、维护、完善你们自己的婚姻。”
在女儿的婚礼上，贾平凹用这样三句话，寄望自己的女儿女婿。
贾平凹自称“丑陋的汉人”，在我眼里却是个“鬼才”。从这三句话里，也可以见到他对生活的态度和人生哲学。
在贾平凹的心目里，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父亲。父亲是个乡村教师，爱朋友爱热闹爱主持别人的事情。父亲对家里人都严厉得很，尤其对作为长子的贾平凹非常严格。
“从上大学一直到父亲去世前，漫长的二十年中，只要我回去，哪怕明天早上要走了，父亲前一天晚上肯定要开一个家庭会议，把妈妈弟弟妹妹都叫上，有时开到半夜一两点，跟孩子们讲人情世故，讲单位的事情怎么好好干，对人家长辈怎么尊敬，做人应该怎样善良宽容，怎样要谦虚不要张狂等等，就是说这些事情。这些老话，今天说了明天可能还说，所以大家都在那儿打盹。最后才说，到时候了吧，晚了，一点了，该睡了，大家才散了睡了。每次都这样，长长短短几个小时。”
父亲的严厉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成就了贾平凹。对父亲的敬畏，使贾平凹刻苦地走上了文学之路，以后更成了一个文坛的领军人物。父亲日日夜夜跟他唠叨的“做人要宽容、要善良、要谦虚、要好好干事”，影响了他的一生。在以后的日子，更成为了他的财富。
然而作为父亲，面对女儿的任性和淘气，贾平凹却显得有点束手无策。
在大女儿１２岁时，看到被弄得一团糟的桌子，贾平凹亲笔写下“教女书”，列出了七条规定，“警告”女儿说：“家里的笔全让你弄坏！这种不爱惜笔墨纸书的行为我们这个家不允许”，“你要乱，我帮你弄得更乱，你看看舒服不舒服！”贾平凹还把书桌弄得更乱，以“示”女儿。这哪是“教女书”？分明是治安管理条例，与其说是在管教孩子，还不如说是一个大孩子对一个小孩子施行报复的“恶作剧”。笨拙的办法毫不见效。第二天，他就在女儿的枕头边发现了一个揉得皱巴巴的纸团，展开一看，原来是亲笔写下的“教女书”！女儿对父亲的“手谕”不屑一顾，揉成一团，丢在一边。
贾平凹坦言：作为一个丈夫，作为一个父亲，自己确实做得不好。像现在的小女儿，一星期见不了几次面，他回家时女儿睡着了；他还在睡呢，女儿早上起来上学去了，所以小孩对他不亲热。她妈说“接你爸电话”，她回答说“不接！”有一次早上，太太跟他说，哎！你娃表扬你了，说爸爸买的书漂漂，就是漂亮的意思。女儿对他最满意的一次，就是这次买书，还不是做父亲的亲自买的！
贾平凹的创作，都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进行。早上带着一包擀成的面条或包好的素饺去工作室，中午随便一吃，晚上才回家。因为忙，贾平凹平常很少带孩子，也很少和家里人一起出去玩，一有时间，自己总想安安静静呆着。因为经常顾不过来，有时贾平凹就跟太太讲：“你权当我是个领导干部，因为领导干部也不回去，也经常顾不上家嘛，你权当咱也是个干部，是个市委书记嘛。”
谈友情：相见亦无事，不来忽忆他
“相见亦无事，不来忽忆他，这就是朋友的境界。”
贾平凹用质朴的语言，诠释着友情的真谛。
贾平凹的朋友很多，上至高官，下至普通百姓，文学界的、商界的、收藏界的、书画界的、老乡界的、同学界的，三教九流，无所不包。他将自己的朋友归为两大类：“一类是生活关照型。人家给我办过事，比如买了煤，把煤一块一块搬上楼，家人病了找车去医院，介绍孩子入托。我当然也给人家办过事。或许人家帮我的多，或许我帮人家的多，但只要相互诚实，谁吃亏谁占便宜就无所谓，我们就是长朋友，久朋友。一类是精神交流型。或是我慕他才，或是他慕我才，在一块谈文道艺，吃茶聊天。”
贾平凹又认为，对待朋友不能像对待亲人，不能像对待自己的弟弟妹妹那样要求他们，这样的话就做不成朋友了；同样，对待亲人也不能像对待自己一样，起码得有一颗宽容的心。他能做到一点，就是背后决不臧否他人，永远没有害别人的心思，能帮人家尽量都帮。他坚持认为，作为一个人，一要比较善良，再一个能大度、能宽容。这两点他都能做到，所以他的朋友还多。
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贾平凹把朋友看得非常重要，为此冷落了亲戚，甚至父母和妻子儿女。可他渐渐发现，一个人活着其实仅仅是一个人的事，生活关照型的朋友可能了解身上的每一个痣，不一定了解他的心；精神交流型的朋友可能了解他的心，却又常常拂他的意。快乐来了，最快乐的是自己。苦难来了，最苦难的也是自己。
朋友也会不停地变换，如四季，走的走，来的来，面前总有几张板凳，板凳总没空过。贾平凹感叹，经久不衰的朋友虽然也有，但相对就少了。朋友之中，有危难时护佑过他的朋友，有贫困时周济过他的朋友，有帮自己处理过鸡零狗碎事情的朋友，有利用过他又反过来踹他一脚的朋友。成他事的是朋友，坏他事的也是朋友，但难处理的是那些帮他忙越帮越乱的人，是那些对他有过恩却又没完没了地向他讨人情的人。
贾平凹是个不喜热闹的人，但几年十几年交下来，人内心里都认了他。雪夜踏访虽是至高境界，但内心的认同不也同样重要吗？贾平凹与三毛的友谊，就是一个例子。两人虽然只有信件来往而素未谋面，但彼此都认为是可以交流文学、交流灵魂的朋友。１９９１年１月１５日，三毛自杀后的第１１天，贾平凹还收到了三毛的来信。贾平凹流着泪水写了《哭三毛》。
谈乡情：用新作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
“我感激故乡给了我生命，把我送到城里，每每想起故乡那衰败的老街，那老婆婆在院子里用湿草燃起熏蚊子的火，火不起焰，只冒着酸酸的呛呛的黑烟，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，要为故乡写些什么。我以前写过，那是整个商州，真正为棣花街所写的东西太零碎太少。我清楚，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，我将越来越陌生。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。”
在刚刚出版的第１２部长篇小说《秦腔》中，贾平凹说，他有着这样的“私心”。
耗时三年时间，动笔写了一年零九个月，因为不会电脑，《秦腔》５０万字，改抄了三遍，等于写了１５０万字。创作过程特别累，使贾平凹感到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，甚至决定起码若干年内不再写长篇小说了。今年的计划就是积累素材，到陕南陕北走走，采采风。
故乡商洛和商洛的棣花街，是贾平凹心中不解的情结，是寂寞时光中永恒的乡愁。
棣花街，在陕西东南部，沿着丹江往下走，丹凤县和商县交界的地方。贾平凹出生在那里，长至１９岁，直到１９７２年在水库工地被推荐上了西北大学。
这１９年的生活，给贾平凹的人生留下特别深刻的记忆。贾平凹至今仍称自己是农民，是进了城的农民。比如说不会用电脑，用手机只会接、听、看信息，却不会回信息。
贾平凹说，在《秦腔》中，棣花街化名“清风街”，贾平凹在矛盾和痛苦的心态中，讲述故乡的现实，讲述乡亲在现实中的转变，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中乡村的价值观念、人际关系和传统格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，被称为“一卷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”。
贾平凹说，自己对于西北的农村、农民和土地非常了解。在改革开放初期到农村去，他能感受到一种蓬勃的有生气的东西，所以他在早期写了《腊月·正月》、《鸡窝洼人家》、《小月前本》和《浮躁》，那真是用发自生命的喜悦和心情去写的。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农村停滞不前，农民的生存状态是很艰难的。他去过许多农村，尤其是对故乡的事更清楚。以前故乡的树木少，草一长出来就割掉了，喂牛喂猪当柴火。现在再回去，发现树木特别多了，草也长得多。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，村子里只剩下老弱病残，见不到有生气的东西，显得很荒凉，让人觉得有一种悲凉的感觉。
如同没有了火，就没有了烟。贾平凹焦虑地说，他感到故乡似乎漏气了，大部分农民日子比以前好过了，吃饭问题也解决了，但没有了人气，也没有了地气。有一种悲凉的东西常在他的心头，让他忧患、矛盾，又无可奈何。“你永远住在大上海，想象不来那个西北农村的样子，你人在苏浙也想象不来。”
从《商州》到《浮躁》再到《秦腔》，贾平凹的目光总是深深地眷恋着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。故乡孕育了他的生命，给了他创作永不枯竭的源泉，因为对那儿很熟悉，就是离开了，心还是经常回去。这些年，他不断地为老家修公路、建希望小学奔走，参加当地的文学活动，从来没有远离过故乡。老家的信息不停地传过来，家乡人住在城里的也特别多，经常有来往。母亲年纪大了，一谈就是老家那些事情，街坊邻居啊亲戚朋友啊发生的事情，老人记得特别清楚。他写作的很多材料，都是从母亲的讲述和与母亲的交谈中无意得来的。
贾平凹现在时：《秦腔》并非封笔之作
上世纪９０年代后，贾平凹一直在写长篇。《秦腔》写了一年零九个月，四易其稿。这也是５３岁的贾平凹的第１２部长篇。虽然是文坛有名的病人，但贾平凹旺盛的生命力使人惊叹。他每两三年、甚至一两年就有一部长篇问世。
“《秦腔》并非我的封笔之作。”就社会上流传他要封笔的说法，贾平凹澄清说：“创作《秦腔》的过程特别累，所以当时出版社来取稿时，我说，以后可能很少再写长篇了，起码若干年内不再写长篇小说了，但并不是封笔不写文章了。”
贾平凹目前状态不错。当问到他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时，他说自认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谈，不喜交际应酬，对生活有了新的思考，总习惯拿起笔。觉得还能写，就一部部地写下去。但近两年不准备再写长篇了，会写些短篇小说和散文。今年主要想到陕南陕北走走，采采风，积累一些创作素材。
对于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，贾平凹表示关注。他说最怕自己思想过时，害怕被文坛淘汰。要学习，当然应该向青年人学习。对青年作家，包括８０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，他会找来读。他还在自己主编的《美文》杂志推出了“少年版”。
对当下较为流行的用写实主义手法描绘底层生活的写作，贾平凹认为，这类作品信息量大，传达的社会信息多，所以读者也多。如果作品传达的是不关社会痛痒的事，读者不会很多，作品意思也不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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